一、中国企业出海的宏观驱动
1、中国企业出海：背景、动力和趋势
近期出海话题讨论热烈，尤其是当下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对外面临较高贸易壁垒，企业出海节奏加快，这 些现象让人不禁联想到日本。上世纪 90 年代初，大量行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日本开启了一轮节奏加速的企 业出海潮。 种种相似性，让市场直觉感知出海便是应对产能过剩的解药。但当我们仔细比对日本出海经验，并穿透到 企业出海的微观逻辑之后，我们发现真正促成企业出海的并不是国内产能过剩这一因素本身。
到底哪些因素决定企业出海，复盘日本，我们又能够得到怎样的经验启示，进而把握中国未来企业出海方 向？
（1）中国出海的三大宏观背景
市场探讨日本企业出海，原因是曾经日本企业加速出海过程中，当时面临的国内生产环境、海外经贸条 件，均与当下的中国有一定相似性。
经济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才会迎来大规模出海潮。 以人均 GDP 衡量经济发展程度，我们发现一个全球性规律，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后，人均 GDP 越高 的国家，OFDI 占 GDP 的比重也就越高。 2022 年中国人均 GDP 达到 1.3 万美元，OFDI 存量占 GDP 比重为 16.3%。按照这一规律，未来中国企业 出海的节奏和速度或将快于以往。 对比曾经的日本，除了经济发展程度之外，经济总量以及贸易竞争力同样也是企业加速出海的解释因素。 1985 年《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推出“黑字环流”计划，政策鼓励下日企出海明显加速。市场讨论日 本加速出海，一般以 1985 年为观察分界线。 当时日本，GDP 规模占全球的份额突破 15%， 1994 年更是达到历史峰值 17.9%，出口占全球比重近 10%。 2022 年中国 GDP 占全球的份额在 18%左右，出口占全球的比重约为 15%。从表观数据来看，当前中国经 济总量以及出口竞争力与当前日本颇相似。
国内产能利用率下行时企业出海加速
除了发展阶段、增长和外贸竞争力之外，我们还发现企业加速出海现象与国内产能利用率偏低有一定相关 性。这一点曾在日本加速出海时发生过，类似的，当下中国企业出海也面临类似状况。 1990 年代，日本产能利用率中枢显著下移，行业面临广泛的产业过剩压力。 以 2020 年产能利用率指数为锚（定基为 100），1990 年及以前日本产能利用率指数在 140 附近，1993 年，日本企业产能利用率骤降至 117.6，较 1990 年 144.7 的高点下降 18.7%。
1990-1993 年间日本运输设备、机械行业、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下滑最为严重，分别下降 25.2%、22.8%和 22.5%。纺织品、纸制品、金属制品行业产能利用率下滑则相对偏低，降幅分别为 5.0%、7.9%和 13.0%，而石 油及煤制品行业产能利用率甚至继续上升，增幅为 3.2%。
目前，中国也正面临着“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挑战。 2023 年 12 月中央经济会议指出：经济回升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挑战。中国产能 利用率在 2021 年达到高点（77.5%）；此后下滑， 2024 年一季度末产能利用率仅 73.6%。 细分行业来看，2021-2023 年，非金融矿物、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电气机械制造业产能利用率 下滑最多，分别下降 5.23%、4.56%和 4.01%。有色金属冶炼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产能 利用率则下滑幅度较小。 今年一季度末，中国汽车、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较 2023 年下滑更为明显，分 别下滑 9.7%和 4.25%。 今年春节假期结束后，由比亚迪秦 PLUS 荣耀版车型打响降价第一枪，新能源车企、传统燃油车企纷纷跟 进降价，汽车“内卷式降价”的背后是企业试图通过价格战方式扩大市场份额。
贸易摩擦升级下企业主动被动选择出海
1970-80 年代，随着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迅速扩大，美日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作为应对，日本主动减少对 美出口并增加对美进口，日企主动或被动的选择出海。 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在 1970 年不足 20 亿美元， 1985 年顺突破了 500 亿美元。 来自日本的钢铁、电视机、机床、汽车等商品出口，持续抢占美国市场份额。由此承担竞争压力的美国中 西部和东北部等工业中心纷纷衰败，失业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日贸易限制法案接连出炉。最开始以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渐升级到汽 车、半导体、船舶等资本密集型行业。 除签署广场协议推动日元升值外，美国要求日本移除进口壁垒，开放全行业市场，并对纺织品、钢铁、电 视和机床等行业实行出口限制并扩大进口。日本纺织品、汽车等行业就曾自愿限制出口，并将工厂向中国和东 南亚转移。
再次将目光聚焦到中国。2016 年强调美国优先、主张保护主义的特朗普上台后，将美国对华贸易摩擦于 2018 年升级为加征关税的贸易冲突。中国企业对美出口面临高关税和“去中国化”困境，选择海外投资建 厂。
早在 1991 年，美国就以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遭遇不公平壁垒为由挑起贸易冲突，并于次年 8 月公布了价值 39 亿美元的报复清单。最终经过谈判，中国承诺未来 5 年里对美国商品取消进口壁垒。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后，随着中美贸易逆差逐渐扩大美国对华反倾销、反补贴、特殊保障调查及“337 调查”覆盖行业范围更加广泛。 2016 年特朗普上台后，中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加剧。2017 年 8 月 14 日开启针对中国的 301 调查。次年 3 月 22 日，特朗普签署美国总统备忘录，宣布依据“301”调查结果，将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截止 2020 年 2 月 14 日，美国对中国共有四轮中美加征关税措施落地，就征税对象来说，主要涉及电机及 电气设备、机械设备、精密仪器、汽车零部件等产品，同时整体上美对华加征关税规模不断扩大、税率不断提 高，最终导致对约 550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2）企业出口到出海的三个关键影响因素
日本曾经的经验规律似乎指向这样一条企业出海路径，一国企业竞争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均 GDP、 GDP 和贸易相对全球份额偏高），国内市场近乎饱和（产能利用率下降），此时企业选择加速出海。 企业从国内生产，到出口，再到出海，这些环节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两个现象引发思考：出海还是出口？ 两个现象提示我们思考，并非产能一旦过剩，企业便要从出口转为出海。
第一，日本钢铁企业、汽油和煤炭、橡胶、精密仪器等行业尽管产能过剩，但未有明显的出海潮。 1990 年代，日本大量行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现象，其中运输设备、机械行业、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下滑 最为严重。同一时期，运输设备、电气机械、一般机械行业对外投资占比显著上升，如运输设备在 1980 年以 前对外投资占比仅在 8%左右，此后占比显著提升，2001-2005 年期间一度占比达到 29%。 1996-2000 年期间，对外投资占比最多的行业分别是电气机械（34%）、食品（17%）、运输（15%）、化工 （10%）、金属（7%）、一般机械（6%）、木材（2%）和纺织品（2%），前 8 个行业占比和为 93%。同样过剩 的钢铁企业、汽油和煤炭、橡胶、精密仪器等行业，却未有明显出海潮。 第二，当中国企业积极出海的同时，我们看到更多国际资本选择投资中国。中国作为东道国，依然对全球 资本具备较强吸引力。 2022 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逆势增长。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 2023》，在全 球外资规模延续减少趋势的 2022 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仍在增长，规模达到 1891 亿美元，占全球 FDI 比重约 为 15%，已经连续六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外国投资接收国。
出口到出海，或涉及三个关键因素
当一个国家的产品具有全球竞争力，国内市场日趋饱和，对不可贸易品而言，出海可能是化解产能过剩的 好方法。对可贸易品（尤其是大部分标准化制造业而言）而言，出口和出海都可以成为企业化解产能过剩压力 的手段，可见国内产能过剩并非企业出海和出口的决定变量。 判断企业出口还是出海，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一个朴素的微观底层逻辑，出口和出海，收益孰高？ 为分析需要，我们特意将企业利润模型简化，如东道国政策不确定性风险等都归类为海外生产成本。 对于企业出口产品而言，出口利润=海外价格-（国内生产成本*汇率+关税）。 对于企业出海投资而言，出海利润=海外价格-（海外生产成本/汇率）。 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国内外生产成本差异、关税和东道国生产壁垒差异、汇率升贬值趋势，这才是真正 影响企业决定出口还是出海。
（3）中国出海的四个宏观特殊性
中日出海有较多相似宏观背景，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较高，国内市场阶段性饱和，外部贸易壁垒较高。然而 中日还有更多差异，这为我们借鉴日本经验，展望未来中国出海节奏，提供更为深刻的思考维度。
全产业链优势下中国国内生产成本更低
作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已形成“关键零部件-整机制造-集成应用” 的完整供应链体系。对比 1990 年代的日本，中国国内综合生产成本更低。
首先，中国的规模生产优势突出。 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制造业门类的国家，22 个制造业大类行业的 增加值均居世界前列。世界 500 种主要工业品种，目前有约 230 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 中国很多产业都能够实现从上游到下游的全覆盖。制造业分工细化，能够在供应商间进行比价筛选，降低 采购成本，设计不同价位产品，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价格优势。 其次，中国制造业所使用的能源价格远低于全球水平。 根据 Global Petrol Prices 公布的各国电价数据，截止 2023 年 9 月，中国电价仅有 0.088 美元/千瓦时，而制 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最多的 22 个国家，其电价平均值为 0.198 美元/千瓦时。中国的电价甚至不足这 22 个国 家均值的一半。
最后，中国遥遥领先的通信和物流效率优势。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交通和通信网络领域。 高速公路和铁路网络加快了货物和人员的流动速度，降低了运输成本。有力的提高了中国制造业部门和服 务业部门的整体效率。 正因为中国生产成本低且市场巨大，截止目前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更多是其他国家投资中国。中国 FDI 和 OFDI 规模差异巨大。 2022 年，中国共获得 1891 亿美元的 FDI，高于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 1631 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制 造业和高科技行业，而且大多来自欧洲的跨国企业。 1990 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就达到 508 亿美元，而当年日本所获得的 FDI 规模仅有 18 亿美元，此后 FDI 最高也没超过 400 亿美元，日本的 OFDI 规模一直远远高于其获得的 FDI。
逆全球化浪潮下中国海外生产壁垒更高
1990 年代日本企业加速出海时，日本企业可以享受全球化红利。 2001 年全球化浪潮正兴起，日本企业出海，一开始大量投资布局亚洲，尤其中国。恰逢中国改革开放， 国内需求扩张带来的市场优势以及低端劳动力成本优势共存。 我们使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力度来观察当时全球化的热度，1991 年全球 FDI 规模约为 1540 亿美 元； 2000 年，规模已超 1.3 万亿美元，涨幅高达 7.8 倍。这段时间也是日本企业出海加速的过程。
2016 年以来，逆全球化现象越发明显。中国企业出海的外部环境弱于曾经的日本。 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标志，近年逆全球化趋势明显。 全球 FDI 规模在 2015 年创下历史新高（2.06 万亿美元）后便一直回落，2020 年疫情期间甚至不足一万亿 美元，创自 2006 年以来新低，紧接着虽然在 2021 年略有反弹后，但 2022 年再次回落，仅有 1.3 万亿美元。 逆全球化形势下美欧等发达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力度。美国在 2018 年出台的外国投资监 管新规则扩大了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管辖权，对涉及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信息安全的 投资加强审查，并列出特别关注国家，增加审查程序。欧盟也于 2019 年 3 月批准外国投资监管新法规，对涉 及敏感技术、基础设施及公共秩序和安全领域的投资加强审查。 部分国家通过对中国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向政策，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新的障碍。根据《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统计公报》，2022 年中国对外投资并购实际交易总额为 200.6 亿美元，同比下降 37%，规模仅有 2016 年峰 值（1353.3 亿美元）的 14.8%。
1985 年后日元升值而近年来非美货币偏弱
广场协议后日元持续升值，对出口不利，但利好对外投资。 1985 年 9 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签署“广场协议”，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 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促使美元兑主要货币贬值。 协议签订前，美元兑日元在 1 美元兑 250 日元上下波动，在签订后不到 3 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 1 美元兑 200 日元左右，跌幅 20%。到 1994 年美元兑日元一度下探至 100 以下。
自 2022 年 3 月美联储开启本轮加息周期以来，美元走强，非美货币普遍承压，包括人民币汇率。汇率偏 软，有利出口而非出海。这也是当前中国企业出海与曾经日本的不同之处。
中国目前面临的关税壁垒比日本更高
虽然美日贸易摩擦迫使日企限制出口，开放国内市场，但并没有全行业限制日本行业发展。美国对中国出 口限制程度要高于曾经的日本。 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测算1，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平均关税仍高达 19.3%，比 2018 年贸易 冲突开始前高出六倍多，关税涵盖了 66.4%的进口商品。若从商品所属行业（将商品归类为 HS6 位编码）来 看，加征关税的商品涉及了 80.4%的行业。
（4）中国企业出海的真正驱动力及未来趋势
如何理解企业出海的驱动力？产能过剩肯定不是直接因素，因为化解产能过剩可以用出口方式。 企业从出口到出海，企业层面的决策影响因素有三：国内外生产成本差异、关税和东道国生产壁垒差异、 汇率升贬值趋势。 从出海驱动力理解中日出海差异 相较曾经的日本，当下中国企业出海面临四处宏观环境上的差异。 一是“关键零部件-整机制造-集成应用”的完整供应链体系优势下，中国国内生产成本更低。 二是逆全球化浪潮下，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生产面临的壁垒高于国内。 三是美元指数偏强，非美货币承压（包括人民币对美元相对处于历史低位）。 四是 1990 年代日本面临的贸易摩擦，低于当下中国企业面临情况。 对比不同之后，我们认为出海是未来中国一个重要方向，但在体量规模上或弱于曾经的日本。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海或有四大方向
前文提到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产能是否过剩不是关键，关键是三个因素影响出海，国内外生产成本差 异、关税和东道国生产壁垒差异、汇率升贬值趋势。 以此推断，我们认为四类中国制造业企业更容易出海。 一是关税敏感型企业，如汽车、消费电子和机械设备。考虑这类企业生产技术更为复杂、且组装环节多， 这类企业更可能是组装、代工等部分环节出海。 2018 年中美贸易冲突后，苹果等品牌厂商就要求旗下供应商进行全球化布局，保障供应链安全，如立讯 精密，作为苹果手机三个组装厂商之一，就在墨西哥、印度和越南布局。 以消费电子为例，消费电子涵盖的细分子行业众多，如芯片、显示屏、射频/天线、摄像头等，经济小国 并不具备完整的产业链，因而消费电子不适于整条产业链外移。 自中美贸易摩擦后，越南承接消费电子下游环节生产，并加大对中国电子零部件进口需求。相印证的数据 是中国对越南电子产品及零部件出口在贸易冲突之后迎来快速增长。2017-2020 年，中国电子产品出口金额年 均复合增长 38%，绝对金额增长至 306 亿美元，对应电子产品及零部件占总出口比重也从 14%升至 27%，成 为中国对越出口第一大商品。
二是通过并购品牌，从贴牌代工到品牌出海。海外并购可提高海外销售价格，最典型的行业便是家电。 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整合的方式，发挥国内产业链的产品、效率优势，获取出口国本地经销渠道，对被 收购的海外资产输出组织管理，进而提升全球份额、兑现盈利。 以海尔为例，2011 年，海尔收购三洋洗衣机业务，获得日本市场；2012 年，海尔收购 Fisher & Paykel， 获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市场；2016 年，海尔收购 GE 家电业务，获得美国市场；2018 年，海尔收购意大利 Candy，获得欧洲市场。凭借这四笔关键收购，海尔彻底打开发达国家市场。 2023 年，海尔海外营收占比 52%，在全球拥有 10 大研发中心、35 个工业园、138 个制造中心、126 个营 销中心和 23 万个销售网络，业务覆盖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三是因为海外生产成本更低而出海。主要涉及两类，一类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东盟国家劳动力成本低，劳 动人口偏年轻，廉价劳动力优势明显；另一类是化工，部分化工产品具有腐蚀、易燃等特性，对温度和压力等 都有特殊要求，产品难以运输或运输成本更高，靠近海外市场生产更有优势。 四是降低国内生产成本，整合上下游产业链，这类企业以资源品并购居多。 比如中国缺乏钴、镍、锂这三种与电池相关的关键金属，自身资源已无法支撑飞速增长的行业需求，中国 矿企可以通过并购锁定上游供应而获得的优势。
2、日本经验：出海政策、节奏和规模
（1）泡沫破灭后政策鼓励日企出海
泡沫戳破后日本国内需求持续疲软 1985 年“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出口下行。为应对出口受阻带来的 GDP 增速下行，扩张 性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接连出台。 流动性充沛推升日本股市和房地产异常繁荣。日本股票市场总市值于 1987 年超越美国，跃居全球第一。东 京商业地价在十年间涨了四倍。 1989 年起，货币和财政政策收紧戳破了繁荣背后的泡沫。此后，日本经济增长陷入停滞，通胀持续低位徘 徊，日本进入“低欲望社会”。
1991-2000 年，日本 GDP 年均增速仅为 1.69%，与 1981-1990 年期间高达 6.19%的年均 GDP 增速形成明显 对比。2001-2010 年，日本 GDP 年均增速进一步下滑，并转负，为-0.54%。20 年的平均增速不超过 1%。 1991 年以后，日本的通货膨胀率趋近于零，甚至在 1999-2004 年期间始终为负值，远低于 2%的通胀目标。 如此低的 CPI 读数反映了日本在需求上的动能是偏弱的。 刺激政策再也无力挽救经济颓势，日本国内步入通缩时代。国内投资机会减少、企业盈利空间狭小，大量 企业开始转向海外寻找投资机会。 为挽救崩溃的经济，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公共投资规模，央行推行量化宽松政策，致使日本国内资本市场流动性充裕。然而日本国内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在泡沫经济崩溃后长期低迷。 投向固定资产投资的新增贷款规模在 1989 年高达 57 万亿日元，自泡沫破灭后就一路下跌，到 2011 年仅 为 36 万亿日元，降幅达 38%。此后略有复苏，但至今仍然低于 1989 年的峰值。 1990 年代以后，企业海外设备投资与国内设备投资形成鲜明剪刀差。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以 2000 年为基期，企业海外设备投资增长迅速，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 设备投资增长陷入停滞。
日本政府鼓励企业走向海外拓展
《广场协议》签订，同时日本“黑字环流”计划推出，标志着日本对外投资转折点。 日本战后经济有较强的出口导向型特征，日本贸易顺差不断加大，1985 年旨在解决美国巨额财政赤字、平 衡英美对日贸易逆差的《广场协议》签署，日元大幅升值，大量过剩资金开始寻求海外市场。 日本从“贸易立国”向“对外投资立国”转变。 “黑字环流”计划核心是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日本不但可以确保贸易顺差资金（黑字）回流，还可以获得更高投资回报，扩大对外市场，获得更多资源和技术。 这一计划实施，标志着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日本经济走上了以对外投资和跨国公司为主导 发展道路。日本大举投资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大量产业基地，形成了日本企业全球生产网络。 投资收益回流日本，资金形成环流，有力支撑了日本经济持续发展。
（2）出海梯次从大企业向中小企业，从制造业向非制造业
日本出海企业的投资主体正发生显著变化，中小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正在成为日本海外投资的新生力量。 从大企业向中小企业，从制造业向非制造业，日本对外投资主体在发生扩散和多元化。
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参与其中
早期出海过程中大型企业一直是日本海外投资的主力军。 丰田、日立、三菱等传统大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先锋。凭借技术积累和资金实力 雄厚，建设海外子公司，加速海外本土化扩张的步伐，大举进军北美和欧洲市场，开创了日本企业出海的先河。 近期日本的海外投资中，中小企业已成为新的增长点。 根据《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数据，资本金规模在 10 亿日元以上的大型企业数量占比不断下降，从 2000 财年占比高达 56.6%，持续下降，到 2020 财年仅占比仅为 23.5%。 资本金规模在 5 千万日元以下的企业数量占比不断增长，从 2000 财年占比最小，到 2020 财年在不同资本 金规模的企业中占比最高。
中小企业由于体量相对较小，长期以来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被动和跟随地位。但随着全球一体化加速，中 小企业也面临国内市场空间有限、成长动力不足的困境，最终日本中小企业也选择逐步走向海外。 中小企业出海也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如提供各类补贴和优惠贷款等。中小企业通过兼并收购或联手抱 团出海的方式，大幅提高了其海外投资规模，已成为日本海外投资新的增长点。
非制造业对外投资占比日益增加
日本制造业一直是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全球产业链的重组让日本制造业面临挑战，传统制造业产业链被 打破，利润空间减少。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非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规模超过制造业企业。 从对外投资企业行业分布来看，日本对外投资在 2008 年前以制造业企业为主；而从 2008 年开始，非制造 业对外投资比重超过了制造业，2022 年非制造业对外投资占比达到 68.1%。 制造业对外投资主要集中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 从制造业内部细分行业来看，对外投资企业主要分布在运输设备、食品、化学与制药、黑色金属和有色金 属、通用机械设备、电气机械和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 金融与保险业是日本非制造业对外投资中的领头羊。 从非制造业内部细分行业来看，金融与保险行业在日本对外投资企业中居于领先地位，历年占比均在 10% 以上。1995 年，日本输出入银行与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合并组建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主要负责对外投资的政策性 金融支持。与此同时，趁着日元国际化的东风，助力日本的金融与保险业在全球市场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日本国内市场规模有限，批发和零售贸易行业的对外投资占比也在不断增加。通过拓展海外市场，做大做 强。
（3）日本企业出海的规模和重要性
对外投资规模存量达到日本 2022 年 GDP 总量的 50% 1996 年至 2022 年，日本对外投资规模翻了 8 倍，占 2022 年 GDP 总量约 50%。 1996 年，日本对外投资规模存量 30.6 万亿日元，占 GDP 比重仅为 5.7%。26 年之后的 2022 年，日本对外 直接投资规模存量已达到 274.7 万亿日元，规模翻了 8 倍，占日本当年 GDP 总量的比例已达到 49.4%。 日本借助经济合作协定（EPA）和自由贸易协定（FTA）推动贸易自由化，2000 年后，日本陆续与新加坡、 墨西哥、菲律宾等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彼时美联储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资金成本低，为日企提供更多投资机会。趁着全球化趋势加速的东风，日 本对外投资规模迅速增长。 对比同时期中国，日本对外投资占 GDP 比例增速显著领先。 2002 年，日本对外投资规模存量占 GDP 的比重为 7.1%，中国为 2.0%。 2021 年，日本对外投资规模存量占 GDP 的比重已经为 42.6%，增长了 35.5 个百分点。中国为 15.4%，增长 了 13.4 个百分点。
海外收入相对 GDP 的规模占比不断提升
日本国民总收入（GNI）与 GDP 之间差值正越来越大。 1970 年前，日本的 GNI 还低于 GDP。从 1982 年开始，日本 GNI 与 GDP 的差值越来越大。到 2021 年， GNI 与 GDP 间差值占 GDP 的比重已经近 4%，这一比例高于同时期的德国（3.5%）、美国（1.3%）和法国（3.0%）。 中国的 GNI 小于 GDP。 2022 年日本海外收入相对日本 GDP 的比重 10%。 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从海外获取的收入保持了总体增长的趋势。1994 财年，日本海外收入 占 GDP 比重为 3%，到 2022 财年，日本从海外获取的收入为 51.61 万亿日元，已占到 GDP 总值的近 10%。 2021 年日本海外净投资规模相对 GDP 比重超过 70%。 1996 年，日本海外净资产头寸占 GDP 比重为 19.2%。 截至 2021 年，日本海外净资产头寸已达到 411.18 万亿日元，相较 1996 年增长了 3 倍，占当年日本 GDP 的 74.7%。
海外子公司收入占日本企业总收入 7 成
对开展跨国经营的日本企业而言，海外收入已经占公司总收入比重约 70%。 日本经济产业省每一财政年度都会展开《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对拥有海外子公司的日本企业海外经营 情况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1997 到 2020 财年，日本企业海外子公司获取的净利润规模不断增加。1997 财年，海外子 公司营业收入占总公司收入比重为 37.5%；截止到 2020 财年，海外子公司营业收入已达到总公司营业收入的 69.3%，占比近乎翻了一倍。 海外子公司的经常收益在总公司经常收益中的贡献度不断扩大。 日本企业经常收益等于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费用+营业外收益-营业外费用，与国内利润表科目略有不同。
海外子公司经常收益占总公司的比重从 1998 财年的 23.6%，增长至 2010 财年的 76.9%，这一比例在十多 年间翻了两倍多。 日本企业海外市场战略取得成效，已成为国内企业发展的新引擎。 以丰田汽车为例，2022 财年全球销量为 960.98 万辆，同比增长 1.03%，创历史新高。其中本土市场销量为 140.72 万辆，同比增长 0.81%；而海外市场销量占比 85.37%，为 820.26 万辆，同比增长 1.1%。销量占比更高且 增速更快的海外市场助力丰田汽车连续三年稳居全球销量第一。
二、中国企业出海的潜在风险
1、逆全球化浪潮汹涌，“脱钩断链”和“小院高墙”思维渐起
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里，经济全球化取得了显著成就，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大幅增长。然而，2008 年金融 危机的爆发使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呈现疲软态势，并开始出现逆全球化的趋势。美国作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 之一，在特朗普上台后实施了“美国优先”政策，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兴起，逆全球化运 动甚嚣尘上。而在新冠疫情的催化之下，拜登政府开始主导脱钩断链和小院高墙的政策实施，加快供应链的“去 中化”，对中国的新能源、光伏、电车等领域展开贸易抵制，对中国的科技企业颁布禁令，这样的趋势在中美 竞争的大背景下难以逆转。
一直以来，全球化被认为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随着经济下行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在欧美发达 经济体中愈演愈烈，社会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均等问题引发了反全球化的运动。以美国为例，美国收入分配情况 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开始恶化，到 2000 年左右，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已经达到 1913 年的水平，社会中收入 最高的 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已经达到 50%。根据美联储于 2021 年公布的美国财富分布报告，美国 收入最高的 1%美国家庭总净资产超过了占比 60%的中等收入家庭总净资产，美国 70%的财富集中在 20%的家 庭中，全球化导致的收入分配和劳动收入下降等问题成为逆全球化的潜在诱因。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低迷，虽然 2009 年后有所回升，但自此之后的货物贸易运输增长陷入停 滞，全球货物贸易与 GDP 的比值也开始降低，尽管 G20 集团在金融危机之后加强了国际经贸的协调工作，但事 实上各国的贸易壁垒逐步增加。伴随着贸易去全球化的还有金融去全球化，由于全球化加大了各个经济体之间 的互相依赖程度，当危机来临之时经济体抵御风险的脆弱性也开始暴露，众多发展中经济体加强了金融管制以 降低对外国银行的依赖，西方的银行部门也开启了长期的去杠杆过程。
特朗普在 2016 年的当选无疑加速了逆全球化的进程，美国与中国在这个阶段的贸易冲突逐步升温。特朗普 的当选本身就是国内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抬头的产物，2016 年开始欧美的反建制思潮兴起，冷战后盛行的新自 由主义思潮被批判，单边主义和反多边主义盛行。上任后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准则发起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冲突，从 2018 年开始中美贸易冲突历经三年，冲突高潮期间美国对中国的钢、铝、太阳能板、机电类设 备、汽车和飞机零部件等商品进行高额关税制裁，中国则在农产品、汽车零部件和水产品等领域对等反制，中 美关税争端涉及超过 4607 亿美元商品，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关税攻防战。本轮贸易冲突直接导致中美贸易额在 2019 年下降，中断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两国双边贸易依存度稳步上升的态势。
新冠疫情袭来为兴起的逆全球化注入强心剂，中国超大规模工业国优势凸显，而欧美由于供应链紊乱和去 工业化陷入战略物资短缺的窘境。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全球众多国家严重依赖中国供应的医疗物资和商品，而 在经历了过度的依赖后则开始出现对华过度依赖的担忧，这意味着在特殊外生冲击下本国经济的脆弱性，这一 现象引发了欧美“脱钩断链”的思维，众多国家开始强调经济民族主义，策略上推进贸易保护主义和科技民族 主义，这些举措客观上加快了海外企业重组工业链的进程，也加快了外企迁移出中国的速度。 拜登政府在疫情期间上台，一方面延续了特朗普时期对华的关税政策，另一方着重在科技领域设置“小院 高墙”。拜登政府所代表的民主党在竞选期间谴责了特朗普不负责任的关税制裁行为，但在拜登上任四年期间 并没有调整对华的关税措施，而是将重心放到了对华的科技制裁上，在半导体等多个领域对华进行科技围堵。 截止 2024 年 4 月底，拜登政府时期将 319 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清单，超过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 306 家。而 随着美国 2024 年大选临近，美国去工业化严重的“铁锈州”又成为了民主共和两党争夺的焦点，拜登政府于近 期针对中国的钢铝和造船业展开调查，如果最终决定制裁，将对中国钢铁和铝制品目前 0%或 7.5%的关税分别 提高至 25%，已经征收 25%关税的产品的税率维持不变。从拜登政府上台后通过了多轮财政扩张法案，对美国 制造业回流进行了大规模的补贴，这些财政扩张计划客观上刺激了美国制造业景气度的回升，美国中长期实现 国内制造业回归和贸易“友岸外包”的路径已经明确，建立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去中化”供应链也成为了 两党共识。
2、企业出海面临地缘冲突、关税制裁、投资落地等多重风险点
首先，企业出海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逐步凸显。从近几年的投资目的地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地主 要包括东盟、北美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东盟和非洲是增速较快的区域，北美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增速 从 2018 年前的两位数增长逐步下滑至个位数增长。受到“友岸外包”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影响，“Made in China” 开始向“Made by China”转型，众多企业前往墨西哥、越南、摩洛哥等贸易中转地投资设厂；在“一带一路” 战略的引导下，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投资增速维持中高速，近两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增速 快于其他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增速，中东、非洲和拉美等目的地受到众多出海企业青睐。
其次，所在国的关税、制裁等政策不确定性成为中企出海的潜在风险因素。分区域看，美国作为全球第一 大经济体，吸引了大量外国公司的投资，但随着中美关系趋冷，中企在美投资的领域成为美国政府极为敏感的 议题，美国对中资企业近年来采取的一系列歧视政策也让中企在美的投资经营活动遇到阻碍。美国众议院今年 3 月 13 日通过了针对 TikTok 的禁令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剥离其短视频分享平台子公司 TikTok 的股权，否则 TikTok 将面临在美国被禁用的后果。TikTok 并不是个例，2023 年 4 月，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 点名 Temu、Shein 两家企业存在所谓强迫劳动、利用贸易漏洞、产品安全隐患和知识产权盗窃的问题。预计后 续美国大选不管是特朗普还是拜登上任，对华企业的打压行为不会停止。
欧洲各国在近两年紧随美国脚步，加强了对华企业的审查和歧视性贸易政策，中国企业对欧洲投资的不确 定性增加。一方面，欧洲对于中国企业对欧洲敏感行业公司的兼并购加大了监管力度，出海公司需要注意当地 的法律风险；另一方面，欧洲对中国光伏、新能源汽车等产品的创新竞争力认知为产能过剩，侵害了欧洲企业 的利益，对中国产品采取歧视性贸易措施，例如法国取消了国内中国产电动车的补贴，使得中国电动车的市占 率大幅下降。 最后，企业出海面临品牌落地水土不服和发展受限的风险。海外市场和中国市场存在较多不同，不同的法 律体制、文化背景、宗教信仰、政治格局、基础建设、教育水平等多个维度都需要出海企业仔细评估。比如我 国的部分制造业品牌在出海后容易引起知识产权问题，企业应该在针对具体市场设计产品时规避相关风险；又 如我国企业对出海目的地国家的人力资源和用工劳动合同了解不深入，很容易在用工问题上与工会产生矛盾； 再如部分出海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如国内发达，货物的运输、供应链的畅通和资金的打款汇兑均需要企业提 前准备和适应。
三、中国企业出海的政策建议
1、政府
如前所述，出海的风险和难点主要在于去全球化的国际大势和地缘冲突、贸易制裁和关税等方面，因此政 府需要从国家层面着手，改善国际关系、减少贸易制裁、降低关税壁垒，为上市公司出海提供稳定、良好的环 境，减少上市公司出海的不确定性。
一是积极应对去全球化的国际大势，坚持改革开放，坚定维护自身利益。逆全球化潮流实际上是针对以中 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所引发的全球东西南北关系的变化，而中国的和平崛起无疑是其中最大变量。实际上， 中国是在美国主导的市场经济的全球性制度安排与开放格局中融入全球化，而目前美国已经把中国作为最大的 竞争对手，并且正在用实际行动推翻原来的市场经济的原则。中国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经济全球化，具体可 从以下几点着手：（1）扩大银行保险等领域的市场准入，提高外商投资自由化水平，调动外商投资积极性。 （2）加大金融支持、税收支持力度，降低外商投资成本，提高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3）营造公平竞争环 境，对外资一视同仁，破除隐性壁垒与不合理限制。（4）对来华从事必要经贸、科技等活动的外商人员作出 便利性安排，增加与主要投资来源地之间的航班，提高外商人员来华便利度。（5）为减轻欧美霸权主义国家 反全球化的影响，出海目的地应由传统的欧美更多向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发展。新兴市场不但有更为低廉 的人工、水电、土地、所得税等成本，经济体量也在不断增长，能够为我国企业出海提供较大的市场容量，更 重要的是，新兴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普遍较为友好，如《东南亚态势报告：2024》显示 59.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 是“对东南亚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大国”，而认为美国对该地区最具经济影响力的受访者仅占 14.3%，这是该调 查开展多年以来选择中国的人数首次超过美国。此外，多半受访者均认为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趋于良好， 而对美国作为战略伙伴和保障区域安全的信心则明显下降。因此，政府应加大对企业出海东南亚的支持力度， 降低反全球化风险。
二是加强国际协调，通过投资保护等双边协定减少地缘政治风险，为上市公司出海提供有力保障。当前， 国际形势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国际冲突加剧，企业全球化进程因各国利益在政局动荡中被裹挟。严峻复杂的国 际局势使得爆发地缘政治冲突的局部地区的企业业务受阻，开拓国际市场遇到一定的障碍和困难。因此，企业 出海不得不考虑地缘政治风险。政府部门应积极与有关国家签订经济合作、投资保护、司法协助、领事条约、 人员往来、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府间双边协定，扩大和利用国际合作机制，尽量避免地缘政治风险对企业出海 的影响，为企业出海营造稳定、安全的环境。
三是主动应对与反击国外不合理贸易限制措施，保证出海企业商品与服务流动的自由、顺畅。在他国制定 的贸易限制措施面前，企业是无能为力的，此时只能通过国家出手解决。面对个别霸权主义国家制定的不合理 贸易限制措施。例如，许多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采取了一系列的关税壁垒措施。这些关税壁垒措施 使得我国出海企业产品成本增加，竞争力下降，长期的发展受到影响。特别的，美欧近期纷纷提出所谓中国 “产能过剩”的说法，导致西方多国相继实施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关税措施，加剧了与中国的经贸紧 张关系。中国政府应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坚决捍卫自身权益、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行径予以回击，如在世 贸组织提起诉讼，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不合理贸易限制问题、保障对外贸易的正常进行。
四是加强与他国之间的海关互助合作，降低关税壁垒，同时避免双重征税。政府应加强与他国海关之间的 国际交流和合作，简化不必要的通关手续，并及时跟进他国海关的最新政策动态，密切关注贸易便利化、关税 优惠承诺等措施落实情况，降低关税壁垒。此外，政府还应完善相关制度设计、与他国签订相关协定，避免双重征税。为了避免和消除向同一纳税人、在同一所得的基础上重复征税，根据平等互惠原则，我国政府应与他 国签订避免双重税收协定，提供解决投资国税收争议的国内救济渠道，从根本上减少企业出海的税收负担，通 过免税、抵免、减免、扣除等方式避免双重征税。我国政府还应不断更新与完善《国别（地区）投资税收指 南》，为出海企业系统介绍各国基本营商环境、现行税收制度，帮助出海企业快速学习各国复杂的税制体系和 快速变化的政策规则。
五是加强中华文化宣传，降低文化隔阂，加强他国对中国、对中国企业的认同，便利中国企业出海。文化 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交流和互鉴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手段。为了应 对文化差异带来的贸易壁垒，我国需要加强以政府为主导的文化输出，降低文化隔阂。首先，我国需要加强对 外文化交流和合作，通过各种渠道，如文化节、艺术展览和学术研讨会，向外界展示我国的文化和历史，增进 其他国家对我国的了解和认同。其次，我国还需要加强文化产业的发展，政府应当鼓励文化企业走出去，开展 国际合作，推动我国文化产品的出口。同时，也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如互联网、社交媒体和数字广播，扩大文 化输出的渠道和覆盖面。
2、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在出海前应充分了解我国政府对上市公司出海的相关支持政策以及海外市场与环境，提高创新能 力以及本土化运营能力以更好地实现企业与品牌在海外的落地和发展，同时应密切关注海外国家的政治风险、 经济风险等，做好风险管理并制定相应应对计划。
一是深入解读我国出海相关扶持政策，乘政策之风破出海之浪。我国出海相关扶持政策对于我国企业出海 的推动作用日益显著，出海政策支持力度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增长情况往往呈现出正相关的趋势。近年来，无 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省市层面，我国政府均出台了一系列多样化的出海扶持政策，例如简化出口手续、降低出 口成本、提高出口效率，为出海企业提供税收减免或退税政策、减轻企业负担等，旨在促进贸易增长并构建优 质的出海生态系统。此外，政府针对特定优势行业还专门出台了相关支持政策，如《商务部等 9 单位关于支持 新能源汽车贸易合作健康发展的意见》等。因此，上市公司应深入解读并利用好出海扶持政策，准确把握政策 要点、充分享受政策红利，乘政策之风破出海之浪。
二是充分了解海外市场与环境，明确出海方向、做足相应准备。企业在做任何投资之前都应该充分了解市 场，才能保证经营的成功。面对不熟悉、信息不充分的海外市场，更应该结合市场数据、自身优势、政府对不 同行业出海的扶持政策进行精准定位以及战略规划。实际上，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出 海战略与目标，选择好合适的出海目的地和出海方式，是企业成功出海的关键所在。在出海目的地方面，跨境 电商、新消费、社交文娱、金融科技、企业服务、新能源等企业可选择消费能力高、互联网基础设施完善、对 新能源需求高的中东作为出海目的地，数字经济相关行业企业可选择数字经济快速增长、拥有庞大的年轻消费 群体和便利的地理位置的东南亚作为出海目的地，产品力、服务力兼具的小众品类企业可选择经济基础好、商 业环境较为完善、消费者消费能力强的北美、西欧地区作为出海目的地。在出海方式方面，企业可针对不同海 外市场及各行业特点，选择海外并购、投资自建和供应商合作等出海方式。
三是动态调整运营策略，提高本土化运营能力，更好地实现企业与品牌在海外的落地和发展。企业应根据 海外实际运营情况不断调整经营策略，并通过建立海外分支机构、引进国际化人才等方式，提升企业在海外市 场的运营能力和管理水平。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部分归功于其能根据目标市场的文化和法规进行本 土化运营。这种能力使得中国企业能更好地适应外部市场，降低风险，有效地管理和避免可能的法律和文化冲 突。
四是密切关注海外风险，做好风险管理，确保出海稳健与安全。海外投资将面临国内投资所没有的海外国 家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等，而这些风险对于企业的海外经营来说有可能是致命的，例如 Tik Tok 在美国面临被封禁的风险。因此，出海企业应密切关注海外经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做好风险管理并 制定相应应对计划。风险管理对现代企业而言十分重要，良好的风险管理有助于降低决策错误概率、避免损失 可能、相对提高企业本身附加价值。出海企业应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通过收集和分析市场信息、政治动 态等数据，及时发现潜在风险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五是不断开拓创新，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也是促使企 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开拓海外新市场时，由于海外消费者对品牌与产品不了解，企业难免会遇到阻力。因此，企业需要持续投入研发、创新核心技术，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形成竞争 优势，才能赢得消费者的青睐，成功开拓海外市场。华为、比亚迪、字节跳动等企业之所以能够成功出海，相 同的一点是它们都十分注重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并开发出了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最终才能够在激烈的竞 争中脱颖而出。
3、金融机构
当前，世界各地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制裁频发，中国企业想在去国际化的时代背景下出海必然需要金 融机构的赋能。金融机构一方面要帮助企业搭建包括融资环节在内的全环节供应链管理，加强全流程风险管理 与控制；另一方面要优化跨境交易、融资渠道，提高企业交易、融资效率，防范汇率和国际收支风险。对此，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提出“推动外贸品质的提升与稳定增长”的战略方针，并强调了进出口信贷、跨境结算 流程、出口信用保险等关键节点。 目前中资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资金出海的方式主要包括银行授信、国际银团贷款、境外发行债券和跨境金融 服务。金融机构又可以细分为银行和非银机构：银行通过接受公众存款来发放贷款，所受监管较强，风险偏好 较低；非银机构如信托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则具有更高的风险偏好和更灵活的操作空间。
作为服务外贸发展的关键金融机构，当前银行受风险控制要求所限，风险偏好低，常无法满足企业的融资 信贷需求。加之银行传统金融服务缺乏直接融资市场且常为后向型授信模式，信贷与融资往往产生领域错配、 属性错配、期限错配问题，中国企业出海，依然面临融资难、期限短、效率低等问题。因此在未来银行应当加 速建设数字金融体系，创新授信模式，以全力支持外资外贸行业的出海进程。银行应通过将电子结算记录纳入 征信评估体系，提高信用评估的准确性，缩短信贷审批流程。此外，银行还应当充分发挥金融科技优势，完善 算法匹配机制，提高信贷分配精度，降低贷款人搜寻成本，提高企业获得信贷的机会。 作为沟通内外的跨境金融机构，银行应当优化结算流程，加强风险防范。目前我国企业出口交易主要呈现 “小额、高频、线上化”三大特点。为更好地助力企业出海，银行应当加快构建数字化产品体系，搭建高效的 跨境结算渠道，致力于全场景线上化服务；此外，由于当前国际政治冲突不断，国际汇率波动，银行应当加强 跨境汇率管理和避险服务，抓住企业即期购汇需求，并持续优化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环境，通过产品、流程创 新，提高人民币跨境结算效率。
作为服务实体经济、赋能企业发展的重要一环，银行还应当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开展“清 单式”管理。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占到全国企业总数的 99%以上，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占到 GDP 的 60%以上3，但由于中小企业的资质和规模往往在信用评估获得等级较低，总体呈现融资难、所获信贷规模小 且期限短的特征。首先，银行层面应当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施行减费让利，合理确定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其 次，银行应加强“政企”对接，梳理急需资金的中小微外贸企业名单，进行专项、重点扶持；此外，银行应深 化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合作，增加信保保单融资规模，全面赋能中小微企业出海。 作为跨境网络资源的拥有者，银行应协助中国企业建立有效的跨境合作关系，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从机 会角度来看，银行因全球各地网点而拥有广泛的商业资源，可以为中国企业识别潜在的合作伙伴，帮助企业在 短时间内与多家潜在的合作伙伴或客户建立联系，从而快速进入市场，了解市场规则与需求，寻找共赢的合作 模式。 从风险角度来看，银行可以借助丰富的信息渠道帮助企业规避潜在风险，以防范包括汇率、关税、投资限制在内的国际政治风险。
银行受其行业特性限制，往往受到更严格的监管。相比之下，非银机构所能提供的赋能模式则更多样。保 险机构可依赖资金投放期限长的行业特点，为企业提供更长期限的出口信用保险，并通过创新出口信用保险模 式，提高保险额度和覆盖范围，降低企业营运风险，提高信用评级，降低融资难度。证券公司作为中介机构， 可通过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提供财务顾问、打造资本生态圈等方式对出海企业进行赋能；此外，证券公司 深耕投融资业务，有丰富的市场挖掘经验，可帮助中国企业评估目标市场的政治和商业风险，制定应对策略， 确保企业在遭遇不可预测的地缘政治和市场变化时，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
4、券商
当前，上市公司出海已经成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获取新技术、提升品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然而，面对 去全球化的国际大势、地缘冲突、贸易制裁和关税以及企业与品牌在海外的落地和发展等问题，上市公司出海 之路充满挑战。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券商机构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一是做好国际市场研究及风险评估。现阶段国际政治经济政策不稳定性加剧，合规与法律存在地域差异， 地缘政治局势紧张，针对上市公司出海面临的去全球化和地缘冲突问题，券商机构应在国际市场研究、合规咨 询、风险评估、危机应对、形象树立等方面为上市公司提供支持。具体来说，第一，提供全面的国际市场研究 与分析。券商机构可以利用其专业的研究团队，为上市公司提供目标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分析、政治风险评 估、市场准入政策解读以及行业发展趋势预测，从而帮助上市公司更好地理解外部环境，制定合理的出海战 略。第二，提供国际法律和合规咨询。券商机构可以与国际法律顾问合作，为上市公司提供关于目标国家法律 法规、税务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帮助企业合规经营，减少法律风险。第三，进行风险评估 与管理。券商机构可以帮助上市公司评估和管理海外扩张过程中的财务风险、市场风险和政治风险，提供风险 缓解策略，如通过衍生品进行对冲。第四，制定危机应对策略。面对去全球化和地缘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券 商机构可以协助上市公司制定全面的危机应对计划，制定应急预案，以快速响应市场变化，保护企业利益，包 括危机沟通策略、媒体关系管理以及与当地监管机构的互动等。此外，券商机构还可以为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和 员工提供危机管理培训，提高他们对危机的识别、应对和恢复能力。第五，企业文化与价值观沟通。券商机构 可以帮助上市公司在海外市场清晰传达其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以建立正面的品牌形象。
二是加强贸易政策监测，提供顾问及并购服务。为应对贸易制裁和关税挑战，为上市公司出海提供支持， 券商机构首先应加强政策监测与更新，持续监测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贸易政策的变化，及时向上市公司提供最 新的政策动态和影响评估。其次，在面临贸易制裁导致的财务压力时，券商机构可以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帮助 上市公司进行资金筹集、债务重组或提供其他财务解决方案。再次，根据贸易环境的变化，券商机构可以为上 市公司提供业务模式调整的建议，如建议采用不同的供应链管理策略或市场多元化策略来降低风险。最后，券 商机构应协助企业进行跨境并购和融资。在面对贸易制裁和关税问题时，券商可以通过其广泛的国际网络和专 业经验，协助上市公司进行跨境并购，获取先进技术或品牌，或者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以规避单一市 场的贸易壁垒。
三是支持海外机构本地化运营，加强国际沟通。由于海外市场的文化、消费习惯及商业环境与国内存在较 大差异，企业与品牌在海外的落地和发展过程中面临一系列挑战。为了帮助上市公司在海外更好地可持续发 展，券商机构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支持企业建立海外分支机构和本地化运营。券商机构可以协助上市公 司在海外设立子公司、代表处等分支机构，并提供本地化运营的策略建议，包括人才招聘、市场推广、文化适应等方面，以促进企业在当地市场的快速融入和发展。第二，构建国际合作平台。券商机构可以搭建国际合作 平台，促进上市公司与海外企业、投资者的交流与合作，拓展业务网络，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第三，提供定 制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针对不同海外市场及上市公司的特定需求，券商机构可以提供定制化的金融产品和服 务，如国际结算、外汇管理、海外投资保险等，帮助企业有效管理汇率风险和投资风险。第四，加强国际市场 的研究和培训。券商可以通过组织国际市场研究和培训活动，提升上市公司管理层和员工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 沟通能力，为海外市场的拓展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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