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高校境 外办学的政策体系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具体的管理细节依然有待完善。
1.普通高校出海现状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实力的提升，中国高等教育“走出去”已成为热 门趋势。2013年，厦门大学在马来西亚开设分校，开创了中国高校“走出去”的先河，此 后，越来越多的高校赴海外办学以及开展境外合作项目。从各项数据来看，中国高校出海 整体呈现稳步发展的状态。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中国高校在近50个国家举办了100 多个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从办学区域来看，主要以亚洲为主，还覆盖 美洲、欧洲、非洲等区域；从高校性质来看，涵盖“双一流”高校、普通高校和高职院校；
踏入“十四五”时期，中国高等教育“走出去”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一方面，以往境外办 学的专业集中在汉语教学及中医教学，但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推进，其他专业与学科 也越来越受到办学目的地的欢迎。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高校在海外开设的专业包括中国传 统武术、体育教育、工商管理、法律、教育、金融与投融资管理、哲学、学前及特殊教育、 航海技术、烹饪工艺与营养、新闻与传播学等31，进一步拓展了高校境外办学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高校与企业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普通高校在技术人才培养、专业知识传授、 人文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作用，为出海企业提供人才与智力支撑。2024年年初，江西省印 发《江西省高校对外开放提升行动方案》，提出了“伴企出海、人文交流、国际化研究” 等的专项行动，积极推进高校出海。目前，已有南昌大学等4所院校与相关企业签署了合作 协议，协议包含了在非洲赞比亚、肯尼亚等国家开展研学实训、项目交流、基地建设的内 容，涵盖项目模式与教学点模式等，助力高校与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普通高校境外办学的政策基础
随着教育行业的对外开放，高校境外办学活动的日益增多。为了支持与鼓励更多高校“走 出去”办学，2015年5月，国务院取消由教育部负责实施的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境外办 学审批权。同年10月，又取消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实施的高校赴境外举办专科教育或 非学历高等教育审批权。随后，教育部在11月发文废止《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 法》，进一步下放权力给高校。目前高校可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和国际化发展战略自主开展 境外办学32。在支持高校境外办学的同时，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也明确发出加强高校境外办 学发展规范的信号，在教育部的指导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在2019年发布《高等学校境外 办学指南（试行）（2019年版）》，从可行性分析、筹备建设、教育教学、组织管理等方 面为高校境外办学实践提供专业化、框架性的业务指导，旨在帮助高校更好地开展境外办 学活动。
除了指导性文件以外，政府还颁布了支持高校“走出去”的政策，其中最具特色的便是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该政策主要从“服务当地模式”着手，根据沿线国 家的消费者需求和劳动力市场需求进行院校建设与学科设置，不断完善与共建国家的教育 交流机制。截至2020年6月，60所国内高校在23个共建国家开展境外办学，16所国内高校 与共建国家的高校建立了17个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33，有效整合了中外优质教育资 源，进一步畅通了中外合作办学的渠道。此外，政策还支持中国高校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海 外国际学校，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规则、标准、评价体系的研究制定，为构建全球教育 共同体提供强大动力。
普通高校“走出去”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国高校境外办学目前正处于发展初期，合作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然而，在资金投 入和学科定位等方面的工作仍然存在提升空间，整体发展不平衡。另外，尽管中国高校境 外办学的政策体系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具体的管理细节依然有待完善。这些特点与中 国高等教育大国的地位不相适应，导致高校在境外办学的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
政策体系仍有完善空间 目前，中国关于高校“走出去”办学的指导法规只有在2019年发布的《高等学校境外办学 指南（试行）（2019年版）》，缺乏相关的管理与监管的法规，其中在派出人员出国手续 管理、学生学籍管理、质量保障管理、信息共享管理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有待进一步增强， 政策供给还存有完善空间，这需要教育部门加强与外交、商务、工信等部门的沟通协调， 研究推进政策支持举措。除此以外，当前世界各国监管跨境高等教育的方式差异较大，有 的国家如日本、斯里兰卡监管较为宽松，英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的监管则较为严格 34，由于国际环境、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等各方面存在不同的考虑，跨境办学仍存在较 多不确定性和风险。
资金来源和资金筹集方式有待进一步多元化 运行资金缺乏是高校赴境外办学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一方面，现阶段的国际政治经济形 势动荡，这对高校“走出去”的发展带来重大挑战，中国高校在境外办学时面临生源不稳 定的问题，如果高校遇到了生源不足的情况，则会加剧资金层面压力；另一方面，虽然政 府部门为高校“走出去”办学提供了专项资金支持，但是筹集额外资金的渠道较为单一，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未来教育部门需要加强与财政部、相关企业 的沟通与合作，积极探索创新的融资机制，从政府和非政府来源渠道筹措资金，以解决资 金短缺问题。
缺乏精准定位，学科布局不平衡 从内部管理和战略规划的角度来看，部分高校把在海外的建立的院校视作短期发展项目， 在教学场地、教学设施、师资调配等方面的投入相对较小，对办学目的地经济社会环境与 人才需求的了解有待加强，因此容易出现发展定位和目标模糊的情况。高校需要在科学谋 划、教学质量等方面着手，准确把握办学目的地的需求和趋势，以便确定高校的发展定位。 另外，一些高校在开展境外办学的过程中，往往会优先设置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学科， 但这些学科在教育领域的发展中已经是饱和的状态，可能不利于高校竞争力的提升，容易 引发学科布局不平衡的现象，例如在“一带一路”的教育建设中，医学学科的占比较高， 其次是文学、工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最后占比较少的是心理学方面的学科，随着 产业的发展变革，社会对于不同专业学科的需求也会产生变化，未来高校可以与其他地区 的高校建立独特的合作领域，逐渐摆脱专业设置趋同的现象。
2.职业教育出海现状
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起始于学习及引进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办学模式及先 进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适合中国本土发展的实践路径，历经单向“引进来”到逐步 “走出去”的过程38。当前，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简称“双高计 划”）的推动下，一批优质的职业技术学院瞄准外向型行业企业，共同打造出了郑和学院、 丝路学院、鲁班工坊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职教出海”品牌项目，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培养 更多更高层次的本土技术技能人才。当前中国职业院校已与7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 建立了稳定联系，根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发布的《2023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 2022年全国高等职业学校在境外开办学校323所，开办专业452个，在校生31,147人，专任 教师赴境外指导和开展培训共26.82万人次39，这体现出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 升，成为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体来看，中国职业教育的对外发展已经从技术输出扩展到文化输出的层面，在积极“助 企出海”的同时不断谋求“与企同行”。在技术输出方面，一批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品牌 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不同目的地的需求设置课程专业，学科覆盖可再生能源与 清洁技术、火力发电与流体工程、能源及动力系统、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交通运输工程、 电子科学工程、国际电子商务等，促进了国际产能合作以及企业人才培养。在文化输出方 面，鲁班工坊、郑和学院、毕昇工坊等品牌以中国先贤人物作为命名，以人物品格彰显新 时代的工匠精神，使中国的适用性技术、海洋商贸文化与在地文化相互呼应。
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政策基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职业教育海外办学正式拉开帷幕，如今职业教育正在 政府政策引领下，绘制出一幅幅生动的“职教出海”新画卷。在建设指南方面，2023年7 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发 布11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其中包括建设具有较高国际化水平的职业学 校。同年9月，教育部发布《具有较高国际化水平的职业学校建设指南》，提出职业学校 “走出去”发展的申请条件，具体来看，职业学校需要由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设立，办学年 限达到3年以上，并有参与到教育部职业教育“走出去”的试点项目，以及开展各级各类境 外办学项目等。如若职业学院有计划开展境外办学或境外合作项目，可参考指南中列出的 条件，在此基础上确定“走出去”的发展规划。
在支持政策方面，政府侧亦有多项利好职教出海政策陆续落地，其中包含鼓励境外办学、 支持校企合作、服务国际产能合作等内容，为职业院校和各出海企业提供政策支持。2014 年5月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职业学院要发展与中 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相配套的职业教育模式，积极参与制定职业教育国际标准，开发 与国际先进标准对接的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2021年10月1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现 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提高职业教育在出国留学基金等项目中的占比， 各地要把职业教育纳入对外合作规划，作为友好城市（省州）建设的重要内容。2022年12 月2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要推广“中文+ 职业技能”项目，服务国际产能合作和中国企业走出去，培养国际化人才和中资企业急需 的本土技术技能人才。这一系列重大政策显示，校企同行、产能合作成为职业教育“走出 去”的发展重点。
职业教育“走出去”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中国职业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但从整体上看，职业教育“走出去”的行业 标准制定、经费投入、学科专业设置、数字技术发展等方面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管理标准与经费保障制度尚待完善 职业教育“走出去”不仅涉及到国内职业学校的制度革新，更是涉及国家教育对外开放方 针的实施，需要做好统筹谋划、系统实施。现阶段，政府部门在管理标准制定方面存在不 足，特别是有关职业学院出海办学的审批与检查体系尚未形成，大部分职业学院对于境外 办学或项目开展的标准认知比较模糊，这不利于形成高质量的办学形式与办学机制。另外， 在经费保障方面，目前政府对于职业院校“走出去”的专项资金设置比较少，职业学院境 外办学的资金多由院校与合作企业共同负担，经费来源缺乏长久、稳定的支持。需要建立 专项的经费保障制度，确保职业学院海外校区的运营管理与驻外工作人员开支，形成专业 化、常态化的现代职业教育国际化标准体系。
校企同行的协作机制尚未健全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走出去”发展的基本模式，一般情况下，职业院校通过产教融合的 模式，与出海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目的是培养一批符合企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目前职业院校与出海企业之间的合作处于一种浅层次、低水平的状态，双方合作的协同机 制尚未健全。一方面，由于教育追求的是育才的公益目标，企业追求主要是的利益与收入， 这种特质上的区别容易造成校企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产生分歧，难以找到共同的利益点，此 外，这种供需分离的状态也容易导致企业的合作意愿不积极，增加双方合作的不稳定性。 另一方面，由于职业院校出海发展需要较高的教育经费，在境外办学也存在一定的金融和 税务风险，这容易降低企业的参与热情，未来双方需要制定全面的合作机制，在发展目标、 财务管理、技术研发等方面达成合作共识，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和资源，提升合作效益。
数字技术发展需求与教学资源的供给形成差异 现阶段，数字技术的发展正重构职业教育的行动路径，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指出，数字化转 型是世界范围内教育转型的重要载体和方向。但是数字技术的发展需求与职业学院的教育 资源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根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发布的《2023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 报告》，当前中国数字人才缺口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 库仅有203个，与国家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需求尚有差距41。从培训内容来看，目 前校企的孵化环境存在短板，职业院校以及对应的培训基地培训的专业大部分是关于技术 的修理、维护工作，针对大数据工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高阶技术的人才培养较少。 从师资领域来看，部分职业院校的教师尚有缺编现象，数字技术系教师数量不足，难以满 足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培养需求。未来各职业院校需要与合作的企业制定合理的数 字技术课程发展规划，全面升级培训内容与师资实力，开发更多的数字化教学资源。